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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宋侍郎怎知海运损耗低？？”户部漕运司郎中吴钊燮立刻反对。
“我为工部侍郎，清淤河道和建造船只都是我工部的事务，两者费用我最是清楚，海上大风大浪，船只倾覆的凶险，一年或许会有一两次，但看风避浪是船家的根本，只要行船得当，及时避风靠岸，就不会有船只倾覆的危险。清淤的费用却必不可少，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。两者相比，当然是海运更有利。”宋玫声音平和。
“天道无常，海上的风浪岂是宋侍郎能预判的？万历元年的悲剧，难道你不知道？漕运改海，漕兵漕丁又如何处置？一旦聚啸生事，岂不又是一场风波？刚刚设置的厘金局，又如何处置？一条京杭大运河，难道要被废弃吗？”吴钊燮一连五个逼问，个个锋利如刀。
“吴郎中问的好！”
选郎，郎中的别称。
“漕运不可轻动！”
“臣附议！”
一片对吴钊燮赞成和对宋玫的反对之声。
这一点都不奇怪。
明清两代的漕运制度其实是平衡国家、地方和部分官僚集团利益的结果。河道官员一方面放大海运的危险，一方面不断强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重要性，这是官员利益；一旦漕运改海，那些倚仗漕运繁华的城市，必然衰落，这些城市和这些城市出身的官员必然要反对，这是地方利益；漕运关乎几十万人的饭碗，关系运河沿线的稳定，这是国家利益。
这三个是海运明明优于漕运，但却始终不能持续执行的制度上的因素。
龙座上，崇祯皱着眉头，耐着性子仔细的听。
虽然辽东和流贼是他现在最关心的，但漕运海运之争关系到大明钱粮的转运，也是重大议题，他不得不听。如果是其他话题，他早就出言喝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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